一、主要觀點

在我國，行賄罪與受賄罪既可能是對向犯，也可能是獨立犯罪，因而具有雙重性，但不可能是共同犯罪。

首先，我國刑法不處罰為謀取正當利益的單純行賄行為。在這一立法例中，對單純行賄行為也不可能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否則就形成明顯不公平的現象，導致處罰的不均衡。就此而言，受賄罪與單純行賄不可能形成共同犯罪關系。在行賄與受賄行為均構成犯罪的情形中，對行賄罪不得按受賄罪的共犯處罰，對受賄罪也不得以行賄罪的共犯論處，只能按各自的罪名與法定刑追究刑事責任。就此而言，受賄罪與行賄罪也不是共同犯罪。誠然，行賄人與受賄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與共同的犯罪行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但不可能因此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應當認為，行賄罪與受賄罪是共同犯罪的例外。

其次，就國家工作人員已經收受了賄賂或者就收受賄賂形成了約定的情形而言，受賄與行賄是對向犯，此時的行賄與受賄都以相對方實施對向行為為前提，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的行為均構成犯罪。例如，國家工作人員甲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請托人乙勒索巨額財物，乙也因此給予國家工作人員巨額財物，卻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雖然乙實施了與甲的受賄行為相對向的行為（給予財物），甲的受賄罪屬于對向犯，但根據《刑法》第389條第3款的規定，乙的行為并不成立行賄罪。在這種情形中，受賄罪是對向犯，卻不與行賄行為構成共同犯罪。

最后，在國家工作人員索要但未獲得賄賂，也未形成約定的情形下，以及在請托人單純提出給予賄賂或者客觀上給予了賄賂，國家工作人員并未收受與同意收受的情形下，受賄與行賄是各自獨立的犯罪，并不屬于對向犯。例如，在上例中，倘若乙沒有同意給予甲以巨額財物，甲的行為仍然成立受賄罪，只不過對既未遂形態存在不同觀點。此時甲的受賄罪就不是對向犯，而是獨立犯罪。又如，在前述妻子收受財物案中，即使國家工作人員乙沒有實施收受財物的行為，請托人甲的行為也成立行賄罪的既遂犯。此時甲的行賄罪是獨立犯罪，并非對向犯。

概言之，行賄罪與受賄罪既可能是對向犯，也可能是獨立犯罪，但不可能是共同犯罪關系，不應認為行賄罪是受賄罪的教唆犯、幫助犯或共同正犯，所以對行賄與受賄不能適用刑法總則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

二、存在中間人的情形的司法適用

明確行賄罪與受賄罪的上述關系，有利于正確適用刑法關于行賄罪與受賄罪的規定。

在國家工作人員已經收受賄賂或者就收受賄賂形成了約定的案件中，行賄罪與受賄罪是對向犯，但由于刑法已經就對向行為分別規定了各自的犯罪構成，故不能將對向行為認定為另一方的共犯。以上結論雖然淺顯，但在行賄與受賄之間存在“中間人”的場合，以什么標準判斷中間人構成行賄罪的共犯或受賄罪的共犯，在司法實踐中仍有疑問。行賄與受賄之間存在“中間人”的賄賂案件比較常見而非個案；“監察機關在辦理賄賂案件時，關于涉嫌賄賂犯罪的‘幫助’行為如何定性的問題，常存在認識分歧。”所以，明確區分判斷標準具有重要意義。

例如，某市人民政府2011年頒發文件規定，持有本市有效暫住證且連續5年以上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或個人所得稅的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在本市不擁有住房的，限購一套住房。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間，周某通過劉某（非國家工作人員）請托稅務局工作人員郝某為不符合條件的人員補繳個稅，并通過王某為其提供有意向買房卻不符合條件的人員信息，由王某收取以上人員的錢款留存部分后轉至孫某名下銀行卡，再由孫某向周某名下銀行卡轉賬，周某留存后將錢款轉至劉某，劉某留存一部分后將剩余錢款轉給郝某等人，由郝某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以上人員違規補繳5年個人所得稅，騙取購房資格。王某通過上述方式為100余人辦理補繳個稅，收取并轉至周某的錢款共計400多萬元。

檢察院對王某以行賄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則認定王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判決理由如下：（1）王某不是不正當利益的歸屬人。相反，王某意圖謀取的利益是在自己經手賄賂款過程中截留部分款項。這與郝某、劉某等人收取賄賂財物具有利益共同性。（2）周某作為一名普通公司經營者收取高價辦理違規補繳稅款，王某對此渠道的非法性應具有認知，其仍主動尋找批量無購房資格人員、搜集和傳遞人員資料并接收、轉遞賄賂款給周某，其行為系郝某等人受賄行為的中間環節。（3）王某是行受賄鏈條中的中間人，不是行賄款的支付者，相反，其對于該款項有一定的支配處分的權利。王某收取錢款后截留一部分后再交由周某，周某再交給劉某等人，其行為屬于分贓的處置行為，應整體視為受賄罪的共犯。檢察院提起抗訴后，二審法院基于以下理由維持原判：（1）王某與國家工作人員郝某等人主觀目的一致。（2）王某對錢款的支配體現了受賄人的意志。王某將錢款截留一部分后將其余錢款交給周某等人及后續國家工作人員，與后續人員對于錢款支配具有利益的共同性，應視為對賄賂款的分配。（3）王某與郝某等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4）王某的行為應視為共同受賄行為的組成部分。

不難看出，上述一二審判決都是以共同犯罪的一般成立條件為根據，將王某等中間人的行為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但在本文看來，這樣的認定不無疑問。

第一，如前所述，行賄罪與受賄罪并非共同犯罪關系，既然如此，就不能按共同犯罪的成立條件認定某種行為是構成行賄罪的共犯還是受賄罪的共犯，否則就會認為所有行賄行為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易言之，不能因為行賄方的行為唆使或者促成了受賄行為，就將行賄行為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

第二，在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了財物的情形下，行賄罪與受賄罪是對向犯，所以，凡是與受賄罪對向的行為，只能被認定為行賄罪；只有與受賄罪同向的行為，才能被認定為受賄罪。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是索取或者收受財物，因此，只有幫助國家工作人員索要或者收受財物的行為，才能構成受賄罪的共犯。但在上例中，王某、周某等人所實施的都是向國家工作人員郝某等人提供財物的行為，或者說都是為請托方服務的人員，屬于受賄罪的對向行為，因而只能認定為行賄罪。

第三，上述一、二審判決的說理也存在疑問。其一，王某不是不正當利益的歸屬人，難以成為否認其行為構成行賄罪的理由，因為諸多行賄罪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都不是不正當利益的歸屬人。其二，王某在經手賄賂款過程中截留部分款項，不能表明其與郝某等人收取賄賂具有同向性。換言之，行賄人與受賄人具有利益共同性，不是將行賄人的行為認定為受賄罪共犯的理由。例如，私營企業負責人A長期向國家工作人員B行賄，也完全可能形成利益共同性，但不能據此認為A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其三，王某認識到其行為系郝某等人受賄行為的中間環節，也不可能成為王某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理由，因為中間環節中與索取、收受財物對向的行為就是行賄行為。其四，王某、周某等中間人不是行賄款的支付者，也不是否認其行為構成行賄共犯的理由，因為行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完全可能不需要支付行賄款。只要中間人與請托人（購房者）的行為同向，就應將中間人認定為行賄共犯。其五，王某收取錢款截留一部分后再交給周某，周某截留后再交給劉某等人的行為并非對受賄贓物的處置。王某、周某等人既可能截留了行賄款，也可能認為自己作為中介為請托人提供了服務應當獲得報酬，這一事實不能說明王某、周某等中間人與郝某在整體上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其六，王某、周某等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郝某等人主觀目的一致，只是表明中間人與郝某都能獲得不法利益。在“一對一”的行賄與受賄案件中，行賄人與受賄人的主觀目的其實也是一致的，但不應因此認為行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其七，認為王某、周某等中間人對錢款的支配體現了受賄人的意志，不一定符合事實，因為中間人截留得越多，郝某等國家工作人員得到的越少。而且，王某、周某等人事實上決定了可以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多少，表明他們屬于行賄的共犯。其八，認為王某、周某等中間人與郝某等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共同行為等，顯然不是認定前者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的理由，因為對向犯的行為人都可謂有共同的犯罪故意與共同的犯罪行為。

總之，上述一、二審判決是因為將行賄罪與受賄罪理解為共同犯罪關系，才將中間人的行為均認定為受賄罪。反之，如若從對向犯與獨立犯罪的角度來理解行賄罪與受賄罪的關系，則不會認為中間人的行為均構成受賄罪的共犯。正確的做法應當是，凡是直接為“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做出貢獻的，均應屬于行賄罪的共犯；不能因為其間接為受賄罪的成立作出了貢獻，就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反之，凡是直接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做出貢獻的，均屬于受賄罪的共犯；不能因為其間接為行賄罪的成立作出了貢獻，就認定為行賄罪的共犯。例如，甲為了使國家工作人員乙得到賄賂，在與乙沒有通謀的情形下勸誘丙向乙行賄，乙接受教唆而向丙行賄。雖然甲主觀上是為了乙得到賄賂，但其客觀行為是直接為丙“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行為做出貢獻，應認定為行賄罪的教唆犯。反之，如果A為了使國家工作人員B得到賄賂，在經過B同意后代替B向C索要賄賂的，其客觀行為直接為“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財物”做出了貢獻，應認定為受賄罪的共犯。